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前夕，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登门采访了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淮北市纪委原副书记冉正明。
   
            今年91岁的冉正明老人端坐在沙发里，他身着朴素的白底蓝格子棉布长袖衬衫，鹤发童颜，神态安详。那是一种经历了大起大落、大风大浪后所特有的宁静与安详，正如暴风雨过后澄澈的天空。老人胸前佩戴的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胜利两枚纪念章，在室内灯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提起投身革命、参加长征的经历，老人精神抖擞、目光炯炯，好象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许多。
   
            少小离家，乡音未改。老人整理一下思绪，开始了对往事的深情回忆：“我是四川省石柱县土家族人，父母都是佃农，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一家人不分冬夏辛辛苦苦地劳作，也只是换来个衣能蔽体、食能果腹。我在不满18岁的时候，已经给地主家干了一年的长工，放牛、种粮、干杂活，什么都做。一年到头，地主一分钱也不给我，只管我半饥不饱的一日三餐。已经长大成人的我，心里充满着对剥削和压迫的仇恨，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3年春天，我们的家乡来了红军游击队。他们向穷苦人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有一次，我在放牛时，正巧遇到了红军游击队，血气方刚的我主动报名加入了革命队伍。我被编入红军游击队一大队当通信员。”
   
           “这以后的几年间，我跟随红军队伍转战南北，参加过打土豪、分田地，也同国民党军队以及各地的地主武装进行过较量，这中间，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1934年8月，我们的队伍来到了贺龙元帅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被编入了由他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我被安排在独立团当通信员。在这期间，我随部队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
   
           “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正在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工农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1933年秋至1934年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连同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长征。我们的红二方面军也在晚些时候从桑植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经历，冉正明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部队经常很长时间没有米粮，大家弄来野菜、野草、树皮，用大锅煮一下，全靠这些东西来维持生命。连绵无尽的雪山，终年不化的积雪，稀薄的空气，构成了生命的‘禁区’。我和战友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和草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雪山发起了挑战。有许多战友，因为饥饿和伤病而倒了下去。”
   
           “过草地时，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野草，脚下是大片的积水、泥泞和沼泽。有的战友不小心陷入沼泽地里，就会越陷越深，最后整个身体被泥泞吞没。战友们听着那撕心裂肺的求救声，却爱莫能助，如果谁上前营救的话，就会与被救者一起深陷沼泽之中而无法自拔。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艰难困苦，非亲历者根本无法想象。红军战士能够闯过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靠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精神。”                   
   
           “1936年7月，我所在的部队走出了草地，进入甘肃境内。随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我被编入罗炳辉将军任军长的红32军286团当通信员。1936年9月，我在甘肃省于家湾驻防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我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我先后在中央警备8团、警备4团、总后勤政治部、社会部通讯班做过勤务员、通信员等工作，为毛泽东、王稼祥、王震等领导同志送过信件。我还亲身经历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跟战友们一起种过谷子。”
   
           “1947年8月，我跟随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来到了湖北麻城，从事了近1年的土改工作。1948年6月，我按照上级的安排脱下戎装，来到了安徽临泉县，从事过商业、税务、工商等工作，为支援淮海战役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全国解放后，我先后在界首县、涡阳县从事过贸易、粮食和纪律检查工作。1958年底，我来到淮北，担任了市纪委副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1981年12月离休。”
   
           “在市纪委工作期间，我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本色，做到了刚正不阿、清正廉洁，与一些违纪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介绍完自己的革命经历，冉正明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向记者说：“我对革命圣地延安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离休后不久，我就跟几位老同志结伴重返延安，看望了当年的老伙计和当地的父老乡亲。几十年来，我一直把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作为我做好各项工作的内在动力，把无数优秀的革命者作为自己的榜样和楷模，坚持做到严于律己、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关心和团结同志。近年来，我从未在市领导和同志们面前摆老资格，也从未在自己的福利待遇和子女的工作安排等问题上给领导添过麻烦。离休后，我还应邀到企业和学校去，对广大职工和青少年学生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我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更应该加强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荣辱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从老一辈手中接过红色的革命旗帜，并让它永远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