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等。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曾任荆湖南路安抚史,仕至宝文阁待制。

宋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参政的黄金时代。南宋时期的朱熹既是一名理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地方行政官员。对于如何创建清明的政治环境,实现儒家的治道理想,朱熹不仅从理论上加以探讨,更在实际行动中作出诠释。

朱熹的廉政思想,一方面,以从政人员的个人品性为出发点,特别注重行政人员的政事实践;另一方面,又反对官场中的贪污营私,惩治不法官吏。

一、朱熹的廉政思想

朱熹用“棱角峭厉”来注解“廉”,是说“廉”就好像是一个物体的侧面棱角一样———端方四正。他指出,孔子描述古人“矜也廉”的“廉”,是“分得那义利去处”。也就是说,“廉”作为一种个人品格,取决于在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之间能否做出正当的区分。朱熹认为,一般来说,慈善的人,大多在财物上不会斤斤计较,而“廉者”,通常是“竣刻、悍悻、聒噪”之人,个性特征上往往则表现得较为刚正,“今之廉介者,便多是那刚硬底人”。

对于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廉耻”内涵和要求,朱熹正是从义利之分的层次上来进行全面把握的:“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乐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在朱熹看来,个人品行的道德修养和气节,是士人从政的首要条件:“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对那些没有廉耻之心和毫无气节的从政人员,宋代士大夫们一向都持鄙视态度。朱熹深受先贤欧阳修和范仲淹等人的影响,曾大力表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大厉名节,振作士气”之功。他曾明确指出,士人从政、参政,能够知晓礼义廉耻,不与“贪污者”、“趋竞者”为伍,既是廉政的基本要求,也是改善社会风俗的有效方式。

孔子认定君子人格知晓“义”,而“不义”之“利”往往是小人所为。

对此,朱熹从其理学思想上进行阐述:“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他说即便是发扬个人的仁爱之德,但也不能没有“义”的节制:“爱而无义以制之,便事事都爱好。物事也爱好,官爵也爱,钱也爱,事事都爱,所以贪。”这就说明,不遵循天理道义的追名逐利,最终必然走向“廉”的对立面—“贪”。天理昭昭,对任何人都一样,所不同者,只是“道理之公”能否有效节制“情欲之私”。“人心只见那边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见这边道理之公。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人心皆道心也。”朱熹赋予义利之分的理学内涵,从天道性命的高度升华了儒家传统的廉政思想。

在朱熹看来,尧、舜、禹三代圣王以天下相传,行天下之大事,不过在“人心”、“道心”之间“允执厥中”。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按照他的理解,即人生在世,心的知觉活动中,符合道德原则的知觉是“道心”,而以个人情欲为内容的知觉则是“人心”;人之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来源于理、气禀赋的不同,气化生成的血肉之躯是个人情欲的根源,而包涵着道德意识的性理是天理在人身上的落实,更是人的外在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据;因此,情欲若不加以控制会导致不善,所以是“危”,道德本心潜藏在内心深处,微妙难见,所以是“微”;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具有形体和性理,所以都有“人心”和“道心”。

“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朱熹看到在人心、道心交战中,天理之分往往敌不过人欲之私,因此他特别强调人们若能够体悟到“人心”和“道心”之间的区别,持续不断地坚守住人性本源中包含的道德原则,就能够使得“人心”服从“道心”的主宰,“人心”转危为安,个人的所有外在行为也就不会发生偏差,达到“中”的状态。

虽然朱熹强调人性固有的道德倾向,但他也不否认人性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性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入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气有清浊,人则得其清者,禽兽则得其浊者。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亦有浊者,则去禽兽不远矣。”儒家传统观点认为,人禽之别,就在于人性具有道德内涵,因此,孟子主张人性善。然而,即便是孟子,也承认现实世界,确实不乏人性“恶”的一面,因而特别强调有必要发挥心的“良知”、“良能”作用。在朱熹这里,不仅从来源上解释了“人”与“禽兽”的差别———在于气禀差异,实际上还指出外在环境直接影响人性道德的养成。

因而,对于从政人员来说,朱熹一方面强调他们要知晓廉耻,不与贪腐者为伍,另一方面,则又明确要求他们在处理政事时,能够明白公私之别,凡事以“公”为准:“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在他看来,官员处事公正,自然会树立威望,赢得民众的支持。朱熹将这种公正的精神,甚至延伸到对天子品行的要求。

皇权专制社会中,廉政的落脚点始终离不开“人”,惟有对“人”的品行作出规定、加以限制,才能从根本上彰显儒家廉政思想的独特内容。儒家主张,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应当加强自身的修养,才有可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朱熹强调最高权力拥有者———君主的心术公正,则是天下一切事务公正的根本出发点:“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因此,所谓“正”、“邪”在皇权专制社会里,实际上取决于君主一人,儒家传统的“正心诚意”仍然是为人君者内在修养的基本内容。

此外,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天下最重要的事务就是体恤民众,而体恤民众的出发点则是建立纲纪制度规范,这也有赖于君主心术的公正无私:“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正。”朱熹明确认识到,政治权力运行中,公正廉明其实源于行政者能否意识到公私之分,并以“公”为行为准则。

二、朱熹的廉政实践

朱熹本身是宋代皇权专制统治阶层中的一名基层官员,在他担任地方官吏时,他一方面能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从正面诠释廉政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不畏强权,大力惩治贪官污吏,从反面凸显廉政建设的必要性。《宋史》本传中,对朱熹的政事实践风格与内容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描述: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辏。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当时,朱熹正因为宰相王淮的举荐,担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一职。孝宗朝连年自然灾害,朱熹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后来,在奔赴浙东救灾时,朱熹一方面招引各地粮商到灾区做米粮生意,并减免税收;另一方面,他轻车简从,微服私访,以便如实掌握民生疾苦。对那些救灾不力,或者不体恤民众的贪官污吏,朱熹一并上疏弹劾,使其有所忌惮。另外,朱熹也竭力革除一些不利于民的税赋举措。这些都曾得到孝宗皇帝的亲口称赞。

通过亲自调查,朱熹弹劾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演了一出“六劾唐仲友的人间喜剧”。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姻亲,任台州知州,且正准备升任江西提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朱熹未到台州时,就耳闻了唐仲友贪酷淫恶的大量事实,写下第一状:“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又闻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众口讙哗,殊骇闻听。”一到台州,朱熹就在第二状中专门揭露了唐仲友催督税租的具体事实。

在第三状中,朱熹从残民、贪污、结党和淫恶四方面揭露唐仲友的罪行。朱熹的前三次奏劾,都被王淮扣下,藏匿不报。朝中王淮一伙人甚至为了打击朱熹,还掀起了一个荐举唐仲友的闹剧。朱熹又连续上状,在第四状、第五状中指出朝中大臣包庇唐仲友,相互勾结。在第六状中,朱熹更集中揭露唐仲友贪污偷盗和伪造官会两大罪行。唐仲友因此未能上任江西提刑,而改由朱熹升任,但朱熹认为“填唐仲友阙,蹊田夺牛之诮,虽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遂请辞。

朱熹晚年任职漳州期间,当地官员原本多是一些慵懒无能之辈,横敛扰民、贪贿成风,朱熹根据政情,发布了《州县官牒》,要求各县的县丞、簿、尉必须到长官厅议事。为了防止不法奸吏相互勾结,朱熹采取对移法,将分掌财赋肥缺、恣意侵吞财赋的猾吏强行对换,撤换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经过一年时间的整改,“僚属厉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于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迹而不敢冒法”。

尽管朱熹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但其一生大多数时间,仍然是以一名理学家的身份,对儒家思想文化资源进行总结研究。廉政思想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固有内容,但朱熹以其理学思想做支持,从“人心”、“道心”的差异中,要求从政者能克服个人情欲之“私”,彰显道理自然之“公”,并在“义”、“利”之间作出适宜的区分,从而赋予廉政思想在理学思维下的新内涵和要求,并将它落实到自己的实践中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将修身以及荣辱思想纳入他建立的理学体系。他认为,诚包含着忠诚自己与诚实待人的双重内涵。诚实待人,要求主体置于阳光之下,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而忠于自己,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个体的自律意识,这与我们今天倡导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自身修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是十分契合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特别引述了朱熹的一段话:“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作为一个将“立党为公”写进党章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公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公与私之间,关乎执政党的公信力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我们要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