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桥（1914年8月—2008年12月），安徽霍邱人。1929年加入霍邱县农民协会，1931年参加农民武装暴动，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炮兵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鹤桥与我的爷爷是亲兄弟，我称呼他为四爷。他生前给我们后辈讲了很多长征中的亲身经历，这些红色往事深深烙印在我心里，让我深刻理解了信仰的力量。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率领红25军进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我四爷就是红军战士中的一员。

长征期间，我四爷一直担任红25军政治部文印科科长。他们科里有六个人，在行军之后经常要加班工作。这项工作虽然是技术性的，但四爷觉得很重要，因为油印的文件大都是军政委吴焕先亲自交代的对革命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其中既有党内重要文件，也有军队内部的命令、指示、工作计划等，还有大量的对外宣传的布告、捷报、告群众书、宣传标语以及传单等。部队宿营的时候，别的部门的同志都休息了，文印科往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四爷说，他们印出的东西能便于首长工作，能让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都看得到，他很有成就感。

四爷也常说起部队首长对他们的关心：“每到一处驻地，首长总是指示管理科先给文印科找大一点的、光线好一点的房子，到了城镇会给我们银元去购买油印用品，有时候工作到深夜，还会叮嘱我们吃点夜餐。”

在文印工作之余，四爷还参与写标语的工作。当队伍打下城镇，只要有空，他就扎一个大笔，蘸着石灰颜料，往墙上写宣传标语。四爷说：“写宣传标语对发动群众、凝聚共识具有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

到陕南后，四爷兼任军政治部机关的党支部书记。那时，他经常组织召开支部党小组会，教育党员勇敢战斗、吃苦在先、遵守纪律，对做得好的同志及时表扬、鼓励，对出现的错误及时开展批评，从不讲情面。

1935年9月，在陕甘苏区的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把红25、26、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合编后的红15军团政治部新设立了组织、宣传、保卫、敌工等部门，机关编制增多了，我四爷所在的文印科工作任务也明显加重了。

1935年10月19日，红15军团在甘泉地区附近作战时，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10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一名30多岁的地方干部奔向红15军团在甘泉的驻地，带来陕甘支队的一份《布告》，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等看到《布告》前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布告下方写着“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字样。大家兴奋地得知，期盼了很久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甘边区。

四爷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个如春雷般震响的喜讯，立刻使军团直属队的同志们沸腾起来。大家万分兴奋，到处都是喜悦的笑脸和激昂的歌声。”

文印科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连夜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的《布告》和军团政治部编写的《中央红军来了》的捷报刻印出来。天刚亮，四爷他们就将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递出去，很快传遍了前线的各个连队及附近的村庄。四爷说：“我们军团天天盼望着党中央到陕北，现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我们红15军团，执行新的更大任务，让我们感到无比自信和喜悦。”

后来，四爷赴延安抗大学习和工作，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以笔墨为刃、以油印为炬，在烽火岁月里传递信仰之声、凝聚奋进力量。他为革命理想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的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家风血脉之中，激励着我们后辈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陈言江 口述 卞林敏 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