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少奇一如既往地注重党的建设及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倡导党员干部扫除官僚习气、清正廉洁，反对贪污浪费。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正式创办。刘少奇亲自担任校长。

由于刘少奇的关心和重视，华中党校人才济济，汇聚了一批鼎鼎有名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其中彭康是搞哲学的，孙冶方、薛暮桥是搞经济学的，吕振羽是研究历史的，还有范长江、钱俊瑞、贺绿汀、朱毅等。华中局党校成为培养党员干部的殿堂。

1941年7月，日军发动了对盐阜地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华中党校随军部转移到阜宁县汪朱集。汪朱集虽称为“集”，实际上没有什么店铺，只是逢集市时才有摆地摊的做点买卖和生意。华中党校一时间在汪朱集找不到满意的大教室。刘少奇知道后，用坚定的口吻说：“党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要军事化，背起背包，拿起枪杆打仗走路；放下背包学习，农村田间是我们的课堂。”在刘少奇的鼓励下，党校学员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在汪朱集街北后井边盖起了一间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大草棚权作课堂。

刘少奇在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然挤出时间倾注在党校教育上，一次次地到党校授课。为了深入了解学员的思想状况，以更多的精力教育党员干部，刘少奇干脆住进了党校。他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前后达三四个月。

为了讲课更有针对性，刘少奇经常于夜晚把彭康、傅秋涛、温仰春等党校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找去，听取他们的汇报，并把大家汇报的情况记在本子上，认真备课，以便对学员没有理解和掌握的问题，再作补充和解答。

汪朱集街上，人们每天都能在上、下午各看到刘少奇一次，这是他难得的散步时间。其余时间，他都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

1941年11月5日，刘少奇在华中党校作了《论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这个内容是以往所没有的。当时的华中敌后斗争尖锐，统一战线内部错综复杂，稍一偏离党中央的政策，便有可能招致大的损失。刘少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强调要对党员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提高党员的党性觉悟。

精彩的内容、深刻的见解，刘少奇的报告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驻在汪朱集周围军直单位的干部来了，三师、盐阜区党委的负责干部也从几十里外骑马赶来了，就连陈毅军长也来了，边听讲边做笔记。

一时间，每当刘少奇做报告时，草棚党校便会出现人头攒动的盛况。棚子里坐不下了，人们就在广场上席地而坐。只见刘少奇站在一张小桌子后，用语速不太快的湖南口音为上千干部做报告。他出口成章，讲到重点处还重复一遍，在阐明一个观点后，还常带一句“是不是”的口头禅。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华中局党校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华中各部队和各块根据地皆荡漾着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风。在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一直提倡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并且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带头节约。为节约每寸布，他首先倡导对制服进行改革，将中式裤子改为西裤，减掉军帽翻沿，军衣翻领、两只口袋以及绑腿布。仅此一项，每人每年就节约一尺布。1941年5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召开供给部长会议，刘少奇在总结时点名表扬三师，说：“全军7个师，三师人最多，花钱却最少，应当学习他们的经验。”

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迎着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即使在赴延安途中，刘少奇仍然给陈毅写信强调：“号召干部艰苦生活，实行严格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字字千钧，发人深省。

 

刘少奇在华中工作了3年，这3年血雨腥风，他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这3年呕心沥血，他培养了一支廉洁自律、作风过硬的铁军。这3年雄韬伟略，他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做出了杰出贡献！